（接上文）

十四、出征途中“桑”的地望。

从卜辞可以看出，帝辛出征途中“桑”与归途中“桑”不是一地（后文详述）。

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等记载，二十二年辛丑“齐伐燕，取桑丘。魏、韩、赵伐齐，至桑丘。”即公元前年，齐国攻打燕国，夺取桑丘（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南部漕河西）。魏、韩、赵三国攻打齐国，兵至桑丘。

桑丘是非常古老的地名，应当源自“桑”，极有可能就是这次“帝辛十祀征人方”所到之“桑”。在“鸿”东北方向，距离大约公里，期间经过数日，并在（左鬲右又）停留。

武王伐纣时5日行军里，可见，帝辛的行军速度并不快。

十五、“鬼方”与“易伯”。

帝辛十祀征人方路线中没有“鬼方”，但涉及甲骨文“醜其（驿）至于攸”的记载（《前编》5.30.1），因此一并讨论，有助于宏观上理解殷商时期各方国分布情况和当时政治形势。

甲骨文卜辞中有“小臣鬼”的记载，说明鬼方首领在殷商王庭中任职，鬼方应是殷商附属国。

“亚醜”可以省作“亚鬼”，如“亚醜”族的亚鬼觚，上古史古文字中，经常有更换偏旁的情况，特别是与家族有关的情况或表征家族换代方面，如黄帝禺氏（如黄帝子孙禺虢、禺疆等），建立的国家称为“萬”。同样，“亚醜”应当是换代的“鬼”，或“鬼”的支系。

从卜辞“醜其（驿）至于攸”，以及卜辞中记载的与攸相邻的“永”和“元”献“羌”、“鬼方”负责“获羌”等记载，可知“醜”即“鬼方”，或者“醜”是“鬼方”的部落首领。

《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集解》：“徐广曰：九侯，一作鬼侯。邺县有九侯城。”《索隐》：“九亦依字读。邹诞生音仇也。”《正义》：“《括地志》云相州滏阳县西南九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可见商纣王三公之一的九侯又名鬼侯，九侯城在邺县和滏阳县，都是指安阳北邻的河北省邯郸市磁县。

这应当是商纣王在王畿内给三公之鬼侯安排的住处，但在北方依然保留有“鬼方”族人负责抓“羌”并保持联络。在纣王时期，鬼侯遭遇横祸，《殷本纪》载：“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因为纣王女儿不喜欢纣王淫乐被杀，鬼侯被剁成肉糜。

《左传·隐公十一年》：“亦聊以固吾圉也。”杜注：“圉，边垂也。”

卜辞“辛卯王（卜贞），小臣醜（丑）其作圉于东，对。王占曰：大（吉）”（《龟甲兽骨文字》2.25.10），则说明“鬼方”部分族人曾经在安阳以东边陲封国，有可能是苏埠屯遗址，此族由“丑”（丑为东北，“醜”族本应在殷人故里邢台市的东北方向）迁徙后改称“亚醜”。但这次异地封建，不可否认《史记》三家注所考鬼侯城位于邺县、滏阳的考证，因为“亚醜”一词本身就说明他们是“鬼方”的新生一代或支系。

“亚”至少有三层意思，一是在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中，“亚”字的形体便是“十”字轮廓的双钩线，有表示“祭祀之地”（祭坛）的形意；二是按《说文解字》“丑也”之义，说明“亚醜”为“丑（醜）”族之属；三是按《尔雅·释言》：“亚，次也。”表示次级，比如亚父就是仅次于父亲的存在。《史记·项羽本纪》：“亚父者，范增也。”裴骃集解引如淳曰：“亚，次也。尊敬之次父，犹管仲为仲父。”则“亚醜”之意犹如次“醜”，或说明“鬼方”首领即小臣“醜”，“亚醜”是属于“醜”的氏族。

殷墟花园庄M54墓葬，出土青铜礼器上铸有“亚长”铭文，“亚”是指殷商时期带兵打仗的武官，“长”或是其姓氏。“亚醜”或与此相仿，为担任武官的“醜”氏，看来“鬼方”抓捕“羌”的职责有其根据。比如，卜辞中有“贞鬼获羌”、“贞鬼不其获羌”等记载，可见，鬼方有抓捕“羌人”作为奴隶或“人牲”进献商王的义务。

甲骨卜辞中也多次提到“易伯”、“易牧”（“易牧”类似王亥时期的“牧竖”，或是为商王管理“易”地畜牧的家官），可知“易”同样是与殷商关系亲密的方国，而不是鬼方的分支。

卜辞中还经常把二者一并提出，称为“鬼方、易”，当说明这两个侯、伯国相距不远，而殷商时期的“易”位于河北省易水一带则是学术界的共识，国学复兴《王亥故事考述》曰：“狄、易二字不知孰正孰借，其国当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孙氏之说）。”可见，殷商时期的“鬼方”极有可能距离易水流域不远，从甲骨文“醜其（驿）至于攸”的记载（《前编》5.30.1）来看，“鬼方”应当位于“易”和“攸”的南部。

易县七里庄遗址位于保定市易县县城东北3公里的七里庄村南，面积约16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1-2米。延续时间长，共发现新石器至商周时代等5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尤以第二至第四期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这五个时期为：第一期遗存属新石器时代；第二期遗存约相当于夏商时期；第三期遗存大约相当于商代晚期或到商周之际；第四期遗存约相当于商周之际到西周中期；第五期遗存属战国时期。其中，尤以第二至第四期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

其第三阶段遗存即为西周之前的土著燕国文化，被命名为七里庄三期文化。这是考古学界首次发现大规模清晰的土著燕国文化遗存，填补了土著燕国文化考古上的许多空白。

耿建扩《七里庄考古：揭开燕文化起源》（年3月2日光明日报）：“七里庄三期文化的代表性出土文物是花边鬲、铜耳环、长方形石刀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器形高大、造型独特的花边鬲。这种鬲广泛流行于黄土高原一带，代表中国北方的文化传统。七里庄的花边鬲除了具有一般花边鬲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器形大、领部直而高、花边在领部、花边类型多样等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特征。”

笔者认为，古时，狄、易二字相通，“有易氏”就是“有狄”，易县就是黄土高原一带花边鬲的发源地。

保定市易县白马乡七里庄，在涞水县永阳镇西偏南7.5公里，养殖肉牛、奶牛等是传统产业。因为“有易氏”的“牧竖”在先商时期既已为殷人先祖王亥牧牛，后来成为殷商王室牧场，七里庄遗址东部永阳镇的“永”同样是甲骨文卜辞记载的“贡牛”牧场。易县七里庄遗址的第二期夏商遗存、第三期商代晚期遗存，无疑为本文提供了考古支持。

笔者认为，易县七里庄遗址很可能是先商时期“有易氏”居地，同为卜辞中多次提到的“易伯”所居。

十六、殷商时期“鬼方”的地望。

有周时期，周康王《小盂鼎》铭文中的“伐鬼方”（执酋三人,获聝四千八百□二聝，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与甲骨卜辞中的“鬼方”不是一个概念，或是其部分族人迁徙新地后的新整合族群。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亦认为鬼方是一个不同时代而有变化的概念。

商之“鬼方”当为炎帝后裔隗姓族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醜”传世铜器上通婚对象的黄帝后裔姒姓，而《世本》则记载了黄帝后裔陆终氏“娶于鬼方氏之妹”。

孙明《论商代国家铜料来源》（《长江文明》第十八辑）一文认为，殷墟时期，“根据目前考古资料，铜矿资源丰富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晋南地区目前发现的属于商代晚期的商文化遗址非常少，因此，前者可能已经脱离殷墟统治者的控制和影响，而后者可能也处在羌人、鬼方、（工口）方等敌对方国部落的威胁甚至控制之下。河北丰润卢各庄所出铜鼎在形制方面，与河北唐山、青龙河流域等处发现的商代晚期铜器及殷墟一、二期的铜鼎均有相近之处，辽西大小凌河流域也曾发现二里岗文化上层的商式青铜器，以及多批晚商至西周前期样式的中原式青铜器，这些现象说明殷墟时期，该地区可能仍是商代国家铜料的来源地之一，此外，甲骨资料显示，武丁时期，殷墟与北方井方关系亲密，武丁的配偶妇井很可能来自井方；与土方却冲突不断，此类事件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殷墟与土方之间的战争很可能会影响殷墟统治者获取辽西、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铜料。”

文中井方位于今河北邢台，井是邢的古字，井方是有权参与商代先王祭祀典礼的少数方国之一。武丁的王后妇井即来自井方，举世闻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其子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她而铸。

既然位于邢台市的井方与土方冲突不断，可以证明土方距离邢台市不远，因为井方（邢台）西部即太行山天然屏障，土方与其冲突不太可能为了争夺太行山贫瘠的土地，所以，土方应当不会位于井方西部。另外，邢台市是殷商故里，又是祖乙旧都，属于安阳殷墟王畿之地，井方南部邯郸市和东部清河县均是殷人长期经营之地，所以，土方必然位于井方的北方。

徐明波《商王武丁征伐考——以殷墟YH坑宾组卜辞为例》（《求索》，11：，-）：“从商王短期内可亲征下危、□、尸来看，此三地必相距不远。关于下危，郭沫若先生认为：下危与土方同卜于一片，下危亦为殷西北的敌国之一（《卜辞通纂》第五一四片释文）。李学勤先生认为下危与鬼方并称，其地近于山西西南部……上引武丁伐下危、□、尸的一组卜辞，据前两个方国的地望来看，此中的尸应为在殷西方的夷。”

下危与鬼方有可能在山西西南部吗？

以上说法似与考古不合，山西省西南部商代中晚期遗址数量有限，当地商文化更多是与殷商早期控制中条山铜矿有关。例如，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南关垣曲商城是一座商代前期区域性中心城址，“在二里岗上层早段的废弃，说明中条山地区大规模的开采、冶炼活动可能已经停止”（孙明《论商代国家铜料来源》）。山西省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存属于二里岗下层阶段，和忻州市的尹村遗址同为商代早期文化。位于沁河流域的沁水县大沟遗址与阳城县蔡家庄遗址年代均为二里岗上层。运城市平陆县前庄商代遗址亦为二里岗期（未细分）。运城市闻喜县酒务头遗址属商代晚期，系“匿”族居地。商代晚期，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不断收缩，闻喜县酒务头遗址可能已经游离于商王朝实际掌控范围的西部边缘地带。目前山西省南部所发现商代中晚期遗址仅是孤立的个案，与土方、鬼方、下危、□、尸、羌、攸、永、元、盖国等殷商时期成群出现的情况不符，而山东省北部在殷商晚期的商代遗址也与山西省的情况相似。

持续至商代晚期的较大遗址见于山西省中部的柳林高红遗址，被评选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柳林高红遗址位于山西柳林高红村南的一座山梁上，这座山梁被东西横贯柳林的三川河三面环绕。属于有着大型夯土建筑、与商文化面貌有别的方国遗存。其7号夯土建筑具有宫殿规模，当非一处普通聚落居址，很可能是商代晚期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的某个政治集团的权力中心。大概在殷墟二、三期时由局地权利中心沦落为一般居住区。纣王的征伐自然与其无关。

笔者认为，从考古学角度分析，下危与土方、鬼方、尸应当位于河北省北部，目前所谓的“西部说”、“东部说”均无考古支持，只有河北省南北各地积聚了大量殷商晚期文化遗址。

徐明波文中所称“下危”（见《合集》、《合集》），亦称“危方”或“危”（见《合集》、《合集》）。所谓“下危”与“危”的关系，或类似于“下土方”与“土方”的称呼。

下危与土方、鬼方均应当位于殷商北部，从卜辞看，“尸”与这些方国不远。

笔者认为，殷商时期的鬼方应当在河北省境内，卜辞《合集》正/1，说明鬼方有为商王捕“羌”的责任。卜辞《合集》/1，记载了商王统领鬼方征伐叛逆的卜问。卜辞《合集》/1，证明鬼方在商王廷任“小臣”。这个“小臣”实为后世所谓的“大臣”，应当就是《集解》所说的“鬼侯”。卜辞《乙》：“已酉卜，宾贞，鬼方、易。亡祸？”或许说明了商王对处于敌对势力附近的“鬼方”和“易”这个王室牧场的担心。总体来看，鬼方是与商王朝关系比较亲密的异姓侯国。

“醜”，古时作地支和时辰用“丑”。现在“醜”字简化为“丑”，是地支的第二位。亥子丑代表北方，其中子为正北，丑为东北，亥为西北。“醜”最初被商王安排在祖籍地“唐（汤）”（今邢台市柏乡县、隆尧县、内丘县和临城县东部）的东北部，即在“攸”的附近。

卜辞《前编》5.30.1：“……其大出，吉。醜其（驿）至于攸，若。王占曰：大吉。其迟于之，若。”本片卜辞贞问人方大出时“醜”驿传到达“攸”地的卜问吉凶信息，可见，“醜”最初应在“攸”的南部、“唐（汤）”或安阳的北部，以方便通风报信。

十二种动物与十二地支相配用于记年，是以十二地支的形象化代表，地支的第二位即丑（牛），殷人非常相信这些，所以其饲养祭祀用“贡牛”的地点就在“唐（汤）”的东北方向。

由此可见，《竹书纪年》中“武丁三十二祀伐鬼方，次于荆”的荆，并非荆楚大地的荆，更不是陕西的荆山。而是河北省的“荆”，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西北十五里。《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满城县荆山：“山势险阻，其西南有杨家陀寨，昔人据守处。”《清一统志·保定府二》荆山：“山多产荆树，故名。”

按照“鬼方，次于荆”的说法，殷商时期的“鬼方”应当位于满城县西北十五里的荆山附近。保定市满城县在徐水区西部，即“桑”的西部，并位于“永”（涞水县）的西南部。

笔者后文将证明“攸”就在“鬼方”东北部。

据《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所载，序号：17；编号：7--1-；名称：要庄遗址时代商至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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